空气监测方面的差距如何损害健康和正义？| IQAir

空气质量监测仪是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工具。监测仪帮助人们及其社区了解污染物浓度何时达到可能构成风险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是通过近乎实时的公开报告。犹他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环保署监管的空气质量监测器在非白人人口占多数的社区中不成比例地缺失（1）。

这些不公正的差距意味着，与其他社区相比，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边缘化社区面临着更大的未被发现的隐形污染物风险。

监测网络缺口

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存在严重的空气质量数据缺口。正如《2024 年全球空气质量报告》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在非洲和西亚等一些地区尤为严重。但是，不平等的获取途径也可能延伸到美国等拥有广泛监测网络的国家。

犹他大学的研究确定，2019 年至 2024 年期间，全国非白人社区接受六种污染物监测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铅、二氧化硫、臭氧、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铅和二氧化硫的差距尤为明显，而臭氧和一氧化碳的差距也很大（2）。

这项研究涵盖了美国 50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330 万美国人的空气质量。其中至有害的是PM2.5，即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接触 PM2.5 与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有关。

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的空气质量监测差异至严重，其次是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尽管所有非白人人口都受到了影响，但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在空气质量监测方面的差距是至严重的，其次是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3）。

这些监测差距不仅关系到公众意识，还因为空气质量监管数据决定了《清洁空气法案》如何以及是否得到执行。

低成本的传感器可以帮助社区实时了解和分享空气质量状况，但它们不能取代监管监测仪，因为只有监管监测仪才能用于执行《清洁空气法案》。这这意味着各机构只能依靠监管监测仪来确定某一地区是否符合《清洁空气法》的健康标准、制定实施计划和触发执法行动。

不公正的是，污染负担最重的社区——通常是高速公路、货运走廊、炼油厂和工业设施附近历史上红线分明、非白人占多数的社区——也最不可能被监管监测网络所代表。相反，这些地区经常受到有限或“特殊目的”的监测，这些监测在《清洁空气法》的实现和执行决定中没有同等的重要性。通常，由于这些测量不太可能影响实现状态，它们也不太可能引发旨在减少暴露的投资、缓解策略或监管反应。

监管监测网络的设计通常是为了满足最低合规要求，如区域达标阈值，而不是为了捕捉累积或邻里级别的暴露。即使在污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这也会使历史上的脆弱社区代表性不足。

因此，在监管过程中，面临最大暴露量的社区往往实际上是隐形的：他们的污染是真实的，但不太可能影响达标状况、强制执行或推动纠正措施。如果不对污染负荷集中的地方进行一致的、执法级的监测，《清洁空气法案》的保护措施就会应用不均，几十年来歧视性的土地使用和基础设施决策所造成的不公平就会进一步加剧。

位置很重要

任何国家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空白都会误导边缘化社区如何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空气质量通常是超本地化的：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社区、不同街区的污染水平（尤其是 PM2.5 等污染物）也会有很大差异。

空气质量通常是超地方性的：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社区和街区之间的污染水平（尤其是 PM2.5 等污染物）也会有很大差异。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通常是邻近污染源（如主要道路和工业场所）、日常风力和天气模式，以及地理特征（如可能吸附污染的山谷或山脉）。

空气质量数据量化了一个社区接触污染物的剂量，是人们接触有害污染源的重要证据。没有这些数据，一个地区的健康研究就不完整。不完整的数据会使我们更难收集到证据，证明边缘化社区中不良健康结果的增加与附近的污染源（如发电厂或繁忙的高速公路）有关。

如果没有本地化的空气监测，社区往往无法深入了解其所在地区的污染峰值，也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来探索暴露与不良健康后果之间的相关性。

如果没有本地化的空气监测，社区往往无法深入了解其所在地区的污染峰值，也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来探索暴露与不良健康后果之间的相关性。

同时，也更难追究当局的责任，并寻求更有力的法规来减少污染暴露。